现代奇趣

2017十本书──查映岚完全私密书单

去年因工作关係,常常要读很多书和文本。一般只是很功能性地撷取我所需要的部份,为了追赶进度,实在少有时间仔细、完整地阅读;余暇读的书则通常尽量读完,以小说和散文居多。以下这个选单,没有什幺主题,而且应该完全不包括2017年新出版的读物──并非故意的,我也有读去年出版的书,只是没放在这选单里。真要说的话

现代奇趣2020.06.05

去年因工作关係,常常要读很多书和文本。一般只是很功能性地撷取我所需要的部份,为了追赶进度,实在少有时间仔细、完整地阅读;余暇读的书则通常尽量读完,以小说和散文居多。以下这个选单,没有什幺主题,而且应该完全不包括2017年新出版的读物──并非故意的,我也有读去年出版的书,只是没放在这选单里。

真要说的话,这里可能算是十本最靠近我过去一年精神状态的书。书本盛载的,是在那个时间点的我,急需吞食的故事和语言,有时是用以揼出我急需排遣的眼泪。所以书单的出发点完全是私密的,大抵对谁都没有参考价值。

1. 胡淑雯《太阳的血是黑的》(2011

这是过去两个月我最常提及的书。摘录,摘抄,引用,又和不同朋友推荐、讨论。

胡淑雯前作《哀艳是童年》很久以前看过,非常喜欢,那时就想读这本,却觉得害怕而拖延了几年(每一个人遇见所爱的人都心有余悸)──拖延到我甚至以为自己早就买下这书了。

本以为这是像《哀》的短篇合集,读了一点才发现是长篇,但章与章之间节奏又是短篇式的跳跃。《太阳》比我想像的宏大得多,包含了我的世代的成长创伤(包括性创伤),阶级差异,经济困境造成的家庭灾害,白色恐怖时期遗留的、无法言说却始终蛰伏的集体伤痕。就像故事里将死的外婆挑出多年前编的毛衣,一件一件拆掉又重组成新品,围绕在主角身边或远或近的许多人,他们的故事也是如此拆成散件,嵌入一个以「李文心」为主轴的故事。

但外婆毛线早就褪色,还在箱底沾上了腐败的倒霉的气味。她带着织好的新品兴沖沖到小公园摆卖,每天每天在同样的角落,每天每天都无人问津。「然而再怎幺织都不会是新的。」就是一个这幺残忍的故事。

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病。凡人皆有一份精神病,有的潜伏在胃里,有的爬行于皮肤,有人拔头髮,有人咬指甲,有人撒谎成性,有人偷窃成瘾。在泪眶里发泄。在嘴皮上发炎… 是的所有的伤口都渴望发言,所有受伤的总要伺机伤害… 然而除了伤害,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离开,离开这受伤的世界对我们的伤害?

2. 坂口安吾《堕落教主坂口安吾唯有求生存》(2016

坂口安吾是上半年最大的惊喜。因为同属所谓的「无赖派」,所以和太宰治常被拉在一起谈论,可是对我来说坂口比太宰治有趣得多。太宰治的虚无是消极的,坂口却更像是一个超人式的人物。

书里收录的短篇中,大多写一些视挫折如无物、脸皮一丈厚的废渣式人物,明明整篇都笔调诙谐,极尽嘲弄之能事,结尾却往往笔锋一转,留下一条灰暗无度的尾巴。坂口青年时已经历父亲过世、车祸、芥川龙之介和牧野信一自杀(小说《玩具箱》正是他多年后回忆亡友牧野信一之作),三十多岁时二战爆发,前半生一直被死亡阴影笼罩。但与其说他的轻佻是一种虚弱的伪装,倒不如说他早早明了人生本质上就是一片荒芜,是永不停止轰炸的东京都,极目所及都是废墟,亦无阻他张开双臂迎向命运。

所以他一直在安眠药和兴奋剂的大海里挣扎,走在疯癫的边界上,还是选择活着。就像他在战败前被委託写的黄河剧本,明知是不可能被拍成电影,即使能完成也必将化为泡影的作品,他还是在东京化为焦土后,用一夜将剧本大纲写出来。

这里是去年写的书评全文

人生苦短,艺术悠长,这是人世的定理。对艺术家来说,艺术的长度应该等于人生的长度吧?艺术家只有这段人生。艺术是活着的同义词。一旦我死去,我就画上句点。我不清楚艺术会不会留下来。再怎幺说,这都是一件令人不舒服的事。即使我死去,我的名字依然会留下来,被别人写成传记,用来赚稿费,养老婆,或是拿去喝酒,唉,我好难过,我根本抽不到任何版税。我从没期待过自己的艺术会流传后世,或是自己死后还有读者阅读我的作品。
──〈我是谁?〉(1947)

3. 锺玲玲《爱莲说》(1991

本来我不太可能遇见《爱莲说》的。1991年的书,并没有任何原因或契机,要特地找来看。毕竟我也不可能是会定下计划、系统性地阅读香港文学的人。不过是,前两年书展时出版社搬出一大叠放售,这才碰巧买到,回家好像还搁了一段日子才拿来读。但是它令我觉得,我在买书读书方面还是有点运气的,不然我不会碰到它。

读书的时机实在太不合时宜,不知道可以为它讲些什幺。书既是关于莲生与齐正失落已久的爱情,又关于莲生这个人,又关于1971年他们还年轻时经历的保钓运动。故事里的现在是1990年,从此时寄出的书信在触碰,过去的你与现在的你,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。但即使经过了那幺多的时间仍然踌躇。想要伸出手彼此紧紧相握,确认一切伤害已经痊癒,手却苍白枯槁,震颤着始终无法抵达半尺以外的另一双手。

严格来说,《爱莲说》其实是去年读的书,但将近读完时,我留下最后一点点,拖延着直到今年才真正读完。后来它成了我为自己预备的失恋读物;其余还有罗兰巴特《恋人絮语》、杜拉斯《情人》、泰戈尔《萨达那》。

爱已经不再重要了,就像快乐,也同样是不再重要了。你千万不要以为我们的相聚会给我带来昔日的欢愉,我所指望的并非重拾旧欢,我所想到的其实不过是能够再次地好好看看你,那幺亲近,非常的真实,眼前的齐正绝不会跟脑海里的齐正完全一样,回来后或许就不必再次想你。

完全是这样的一种心情,仅此而已。我决绝不过是由于我害怕,而更大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掩盖更大的热情。你知道我从来就是一个热情的人。而我现在已经不再害怕了,就是不知道会不会因此而唬吓了你呢?

我们开始得太过仓促而又结束得太过忙乱,我们其实并没有好好地相爱过。

并没有好好相爱过,因此耿耿于怀,不能自已。

而你尤其不应提到1972年除夕的事。有时路经小径,放眼过去只见曲折迂迴,当年盘根的老树在花白的阳光下露出了原来的样子,彷彿当年我所依附的不过是一个迷糊的幻影,不管是流出的眼泪抑或是身体的微温亦早已蕩然无存了,而今日的恋人将会乘着淡淡的月色依着粗壮的树干容或融融细语,我头髮花白脚步踉跄,因为不管是昨日抑或今日在我看来均同属虚妄,因而为人世间还是有着这样的事而深深地感觉到难言的怅惘,是故容颜憔悴,难以自持。

4. 黄丽群《感觉有点奢侈的事》(2014

初次知道台湾作家黄丽群,是因为偶然看到她写的一篇关于换雪柜的文章。 (http://bit.ly/2CFQw5j)

看完我想,连家里换雪柜都写得那幺过瘾的作家,应该可以找她的书来看看吧,于是上博客来买了她几年前出版的散文集《感觉有点奢侈的事》。

过年时我们一家去了越南玩,我带上了这本书。某天,妈妈因为累所以留在景点入口等我们,我便把散文集留给她看,免她闷慌。会合时她的评语是,哗,这个人真像你。原来是因为黄丽群说,「过日子我喜欢乱」:

用过的东西不归原位,但我记得最后把它放在哪里, 如一个长情不褪的旧友;出门前试穿的衣服,绝不马上挂回衣橱,如许多半路醒来的梦境;让植物死,让猫毛飞,你一定记得那句老课文:「一室之不治,何以天下国家为?」问题是, 就算有多少坚壁清野,多少霹雳手段,人在恶世败国,其实不能如何。

(老实说我还真的配不起一个乱字)

(当然我妈唔係咁谂)

其后我将这书当成家里长备的威士忌。每次一两杯,小口小口呷着,绝不急着喝到一滴不剩,最后一直到年底才整本读完。一次瞥见书架上有一抹绿,奇怪自己什幺时候买过一本叫《感觉有》的书,拿来一看,才发现书脊上「点奢侈的事」五个字完全消失了──因为有时带着外出以致掉色──只遗下几乎无法辨认的印痕。倒是底下「九歌出版社」五个字完好无缺,怪哉。

我是那幺认真地信奉着「you are what you read」的教条,对食物不算拣择,对语言则近乎洁癖,阅读时只要遇到一个破句子,必定二话不说关掉页面,以免受感染;这自然也是因为我的语感还不够坚固吧。为此我更需要像黄丽群这样的作家。尤其在状态不好时,会隐约觉得丧失了平日对语言的感应,这种时候还是可以写,可是隔天再看多数觉得不顺,彆扭,还是得重头来过。黄的语言精确、俐落、质感丰厚、带有光泽,有需要时我便服用,以拂拭自己蒙尘的触角,诸位看官有兴趣的话即管试试看。

这大概是为何有一天我忽然就不算命了:年纪越大脾气越差,总有一次要翻桌。当然,我仍尽力冒昧地活着,也仍然是宿命论者,坚持不相信「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」。那是好命人的托词,幸运者的不谦卑。有些人会说:「我很努力啊。」假装没看到那些其实更努力却一无所有的人。如果命运真掌握在自己手上,世间为何总有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,又为何总有那些你滴光心血依旧奔逐无效的梦幻泡影。

5. 卢慧心《安静肥满》(2015

读卢慧心的小说会让我想:「啊,我也好想写出这样的小说。」觉得非常的羡慕。再读下去,顿一顿,又想:「啊,其实也只有她能写出这样的小说。」

没记错的话,黄丽群跟卢慧心是朋友,卢的短篇小说集《安静肥满》,其中一篇序言正是找来黄丽群执笔。愿意写序言自然对作品是讚誉的,另一位作家柯裕棻的说法是:「卢慧心写小说有创世般的强大天赋,她非常彻底摸透『活着』为何。」

姑且撇开别人的评价不说,这次在找选段时,一不小心几乎由把书从头到尾再读一遍。卢慧心写平凡人的平凡日子:跑去speed dating的中女与失婚车行男的奇异友谊,沉迷Candy Crush的OL之死,下定决心开始跑步的阴郁胖子,大学毕业在便利店打工的女子,最奇情的可能是一双正要复合的情侣遇上爆炸案──但故事写出来还是一点都不奇情,连死别都清淡。

拿来跟(很像短篇的)《太阳的血是黑的》和(真正的短篇)《堕落教主》比较(见前篇),前者承载了历史的血腥味与沉重,后者透露厌世与超克的角力,而《安静肥满》呢,它没有那幺激烈,没有那幺巨大的张力,它显得轻盈,平淡,几乎似一张白纸。可是纸也有纸的锋利,割开的伤不会危及性命,依然是痛;不会剧烈至使人癫狂,只是划破一点平缓日常,要不是洗手时有水渗入的话可以随即被遗忘。微小的创痛,微小的暖意,像洗好晾乾的衣服般,一一叠起成故事,大概就是柯裕棻在序言里说的,卢慧心那种透视「活着」的能力之体现。

鱼缸里的水草先是从碧绿转为翠色,翠色逐日褪成淡黄的半透明,然后一簇簇各自在水里化掉,都消失了。接着是鱼,死掉的鱼落进缸底,尸体很快就蒙上一层白浊,还活着的那些却同在一缸水里浮沉游泳,浑然无觉。莉亚看着其间的风景变换,彷彿看着从自己心底提取的缩影,水草萎坏死尽,鱼只数量减少,她俯看这个可供捧玩又一眼到底的世界,特别觉得无力,身为这个世界的主人,她可以把所有石子小鱼都捉出来扔了,可以连缸打碎这脆弱的生态,但若是所有介入都只带来毁灭,还有什幺意思。

我不讨厌我妈妈,哪个妈妈、阿姨不是跟男人睡呢,我养母对我不公平,但我也不讨厌她,我的确为了永远被剪短的头髮大哭过,也朝思暮想的期望过美丽的衣裳,但那一切都被洗去了,在我初次与男人睡过以后,秘密的疼痛和受孕的可能,都在肥皂泡沫和沖洗中归于安静,死寂。

6. 魏明毅《静寂工人:码头的日与夜》(2016

列表后才发现,十个作家中竟有四人是台湾女性,大吃一惊。明明2017读得最多的是日本的小说,结果一本都没选出来。其实田丸雅智、村田沙耶香、丝山秋子、木灵、中村文则的小说我都喜欢,只是不到十大而已,还是很推荐的!

回到正题。去年台湾出版了一本关于劳工的书《做工的人》,作者林立青以工地监工的身份视角,写每天与他一同在工地拼搏的工人:他们依赖的酒精和药物,外劳的处境,工地的女性,专门开罚单给工人的「垃圾贼仔政府」。书做得很好,摄影很加分,而且大出版社宝瓶造势也很厉害,有段时间我在脸书一直看到关于此书的宣传与讨论。

与之相比,前一年出版的《静寂工人》真的静得不得了,我只是凑巧在唐山书店碰到它,从未见过宣传。《做工的人》语气直率,阳刚气很猛,不是不好看,但对我来说《静寂工人》更合脾胃。作者魏明毅本是心理谘询师,长久以来与工作对象的会谈,令她累积了很多不安与困惑,终于决心回到学院学习「人类学,这门将自己丢进他人的日常、置身于无知、试图真实靠近与理解他者的学科」。她以人类学研究者的身份到了基隆,初时以自杀防治计画为研究目标,因缘际会下转移至基隆码头工人的生活现场,住进他们的家屋,跟着他们在不同的生活场域跑进跑出,试图理解他们的生命世界和情感文化。整理后的民族誌书写,就成了《静寂工人》一书。

因为国际航运业的发展,基隆码头在六七十年代曾经盛极一时,工人回想「就是因为钱好赚,我们码头上的这群才会十个男人九个坏,吃喝赌都来」。九十年代,国际航线快速转移,经台的货船减少,国家将港口装卸作业民营化,「装卸工人与货柜车司机立即成为「薄利」时代的直接承受者」,大部份工人被迫离开码头,留下的工人则面临工资被大幅削减。伴随这些改变,港口文化、男性劳工的情感网络亦土崩瓦解。他们从此成为失能与失声的一群,基隆的失业率居高不下,自杀率更是连年位居榜首。

魏明毅经过八个月的田野踏查,进入工人生活,听他们说话,以节制而细緻的语言,写出寂静者的声音,并在书的最后指出,他们其实也是我们。在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下,我们是生命共同体,不可能自外于资本的压迫。为此,这本书的目标读者,绝不止于基隆人或台湾的劳工议题研究者,就算是身处香港的我们,读后也会对广义的「打工仔」生存情境有更深刻的认识。

全球化的政经逻辑连同地方文化,深深掘出这群男性劳工的苦境,造就他们集体退无可退的位置。当地自2000年代初连年居高不下的男性自杀率也许部份揭示出,面对全球政经体系、国家及地方文化共同搓揉出的社会变迁,决然离世成为这群码头工人所採取的沉默回应行动:讽刺的是,该行动避免了社会冲突、成全了新舞台的完成,以及维繫了接连与挂断变动历程中的稳定。

基隆港城是台湾及全球其他各地方社会的缩影,映现出在新自由主义下必然遭逢的苦境。紧随码头装卸工人之后,会有货柜车司机、再有中产阶级的消失,而之后还会有更多的「再有」,这些依序被界定为结构性失业的劳工,仅是夸国供应链在不同时点进出不同地方社会的结果;基隆港城与台湾其他地方的差别,不过是历史时序上的不同而已。在全球化的情境里,码头工人身上发生的故事,不会是单一、偶发、特殊的;那样的故事,会在不同的历史时点,以不同却相似的样貌生产出来。

7. Fyodor Dostoevsky, Crime and Punishment (1866/1993)

小说其实只读了一半左右,但我视「挑战杜斯妥也夫斯基」为年度阅读事件,所以死都要加进去这个列表。翻查豆瓣的纪录,对上一次读俄罗斯大部头小说,已经是2012年时读的《安娜.卡列尼娜》了。

对俄罗斯文化的喜爱,可以回溯至高中时代。大学时除了选修俄罗斯历史、定为毕业论文题目,还特地在课外跑去学了两年俄语,妄想有一天能读俄国文学原文。结果证明,我的语言天份没有自己想的那幺高,俄语对我来说太困难,我连读报的程度都达不到。所以现在还是只能读译本,托尔斯泰、契诃夫、布尔加科夫、纳布科夫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家(好啦其实Nabokov有点尴尬但他真是俄国人嘛)。

虽然如此,却一直没意欲看杜斯妥也夫斯基,坦白说是不知为何直觉我和他性情不合(干什幺又不是要结婚 -_-)。去年在病中无法外出,这才突然想到要挑战看看,然后发现,其实也不算是挑战啊,因为《罪与罚》真的比想像中好读得多!

杜斯妥也夫斯基年轻时沉迷赌博,因为财政状况太差,决定写小说赚钱,以二十四岁之龄出版第一部小说 Poor Folk(1846)。小说马上赢得俄国文学界盛讚:评论家别林斯基称之为「俄罗斯首部社会小说」,并宣称杜斯妥也夫斯基为果戈里传人;思想家赫尔岑亦称许为「重要的社会主义作品」。杜斯妥也夫斯基一夕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文学天才,他看见「整个俄罗斯都在谈论我的小说」,一时头脑发热,态度嚣张,开罪了大量文学界中人,同年第二部小说 The Double 出版时,被批评得体无完肤。亮眼的超新星瞬间变成掉在地上的烟屁股,只剩余烬在残烧。

数年后,他所属的文化团体被告发(沙皇时代没有言论自由这种东西),他因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,一关十多年。长期被铁镣锁住手脚,只被允许阅读新约圣经。获释后回到圣彼得堡,陆续发表了《死屋手记》、《地下室手记》、《罪与罚》、《白痴》、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等作品,可是,据他的传记作者所说,他再也没能重拾身为作家的自信。即使在写着不朽的经典时,他仍然为着还未好好建立名声而焦虑。

还有一个小故事。1866年,传奇编辑 M. N. Katkov 同时取得当时的两位巨擘,托尔斯泰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连载作品。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进度缓慢,《罪与罚》就成了接替连载之作。所以这书其实非常「好读」,虽然有大量主角的内心独白,但同时具备能抓住读者、强逼他们追看的节奏,完全没有拖沓之感。还有,真係发梦都估唔到,《罪与罚》中居然有搞笑段落… Anyway,因为还未读完,所以其他也不好说太多。

We’re always thinking of eternity as an idea that cannot be understood, something immense. But why must it be? What if, instead of all this, you suddenly find just a little room there, something like a village bath-house, grimy, and spiders in every corner, and that’s all eternity is. Sometimes, you know, I can’t help feeling that that’s what it is.

8. 川本三郎《我爱过的那个时代》(19882011

这是一本非常有名的书,就算没读过可能也听说过。过去我抱着淡淡的兴趣,直到去年在二手书店碰上,结果一翻开,就一篇接一篇地看下去。川本那一代人经历学运激化然后急速退潮,过后的惘然、挫败乃至麻木,跟2014后的香港确实有着相通的地方。

川本在1986年开始在杂誌上连载这些回忆六十年代学运的散文,1988年辑录成书,2010年由平凡社再次发行,2011年改编自《我》的电影《My Back Page》上映,由妻夫木聪和松山研一两位一线男演员担任主角。

我一直对六十年代日本的社会运动感到好奇,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嚮往。那是全共斗运动、反越战运动、成田三里冢抗争、三岛由纪夫切腹自杀的时代,甚至连高中生都戴着头盔、拿起棍棒,一边高喊「粉碎毕业礼」一边佔领礼堂。跟我们所熟知的日本相比,那简直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国度:混乱、躁动、喧嚣,空气里漾着血色的薄雾,烟味混和着汗的腥臊味缭转不散。许多的能量在盲冲乱窜,又倏然破灭,是这样一个生与死都激烈的时代。

后来发现,我毕竟是戴着浪漫化的眼镜,看待那些我没赶上的年月。我想像一个永远烈日当空的时代,川本却写出一个阴雨绵绵的时代:

那个时代的象徵,说起来就是经常在下雨,路障底下都淹水。因为时代一点都不温柔,所以才反过来追求「温柔」。而「温柔」表现在现实中时,又只能採取头盔和棍棒这种粗暴的形式。因为「温柔」只是遥不可及的理念,现实中并没有。在现实中的理念,暴力这东西成了非暴力,相反地,非暴力的东西却成了暴力。当下存在着「温柔」的悖论。「我们」在戴头盔和持棍棒的「暴力学生」中看到真正的「温柔」,在高举「反对暴力」常识性标语的「一般学生」和大学当局,或媒体和舆论中反而看到暴力。

虽然如此,看着他写同代人,却明白了另一件事:半世纪的遥远距离衍生了误读与错认,但终归我对那一代的学生运动者怀着的亲近感,还是其来有自的:

全共斗的学生最重视的问题,是自己的加害特质。他们继续怀疑袒护体制的自己,继续自我处罚、自我否定。因此那与其一开始说是政治行动,不如称为思想行动。与其说是一个追求某种具体解决方案的运动,不如继续质问「你是谁?」的自我怀疑来得更重要。因此终于演变成一个没有终点的永久怀疑运动。

9. Roland Barthes, Camera Lucida (1981)

如果只可以提两部书写摄影的经典,《明室》算是一部,另一部是桑塔格《论摄影》。这幺重要的文本,居然现在才第一次看,真惭愧啊 ><

说起来,我算是不很喜欢读理论的懒惰鬼。一直都是因为做功课、工作、读书会之类的原因,才认真读一点,这次也一样,是因为準备写这篇才读《明室》。

但其实罗兰巴特是我很喜欢的作者,主要是因为《恋人絮语》,对我来说那是类似药的存在。这本我视为理论,事实上这是巴特的悼亡之书,在心爱的母亲过世后,他着手整理她的旧照,「寻找他所爱的脸的真相」。由此延伸成《明室》一书,提出「知面」和「刺点」这个影响深远的说法,在此不赘。讨论一种媒介是很大的题目,一般来说容易显得冰冷,但巴特勾织私密故事与艺术思考的书写却有眼泪的温度。

The photograph is literally an emanation of the referent. From a real body, which was there, proceed radiations which ultimately touch me, who am here; the duration of the transmission is insignificant; the photograph of the missing being, as Sontag says, will touch me like the delayed rays of a star.

10. Hal Foster, Bad New Days: Art, Criticism, Emergency (2015)

一年完结, 才发现艺术评论读得相当少,书的话只有这幺一本。

如果是对当代艺术毫无兴趣的人,可以直接跳过这本。

说Hal Foster是当今最重要的艺术评论家之一,应该没有人反对。读博时师从艺术史家Rosalind Krauss(将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引入美国学界的先行者),他以研究现代主义艺术起家,即使后来研究兴趣转往其他时期,他始终重视现代主义遗留的价值,讨论当代作品时,常以现代艺术为座标。

出版于2015年的Bad New Days,是非常合时的书。不仅因为大致上以过去25年的作品为讨论对象,还因为它意在提问,在后911的危机时代艺术和批评的角色是什幺、「前卫」是否仍然可能。Foster的答案是肯定的,对他而言前卫艺术不止可能,我们的时代更是前所未有地需要前卫。此书结集了六篇文章,头五章抛出五个关键词来形容当代艺术的重要策略/状态:贱斥(abject)、档案(archival)、模拟(mimetic)、不稳(precarious)、后批判(post-critical),例如以mimetic exacerbation的概念讨论Robert Gober和Jon Kessler两位艺术家挪用恐袭与反恐战争材料的策略,并指出这种策略在达达的时代已经出现,用以面对一次大战的「危机时代」;此外不同章节亦有讨论策略之间的「交叉感染」。

最后一章 In Praise of Actuality 则无可避免地处理近十年博物馆的「真实转向」(策划大量实时演出,甚至重现经典行为作品),以及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的参与式/协作式/关係艺术,Foster指出后者的问题:开放的作品跟包容的社会之间没有必然关係,协作或集体性常常跳过批评,自动被视为好事;有些机构/艺术家以协作之名换取免费劳动力;以及最重要的一点,这种作品连艺术仅余的功能──结合美学、认知与批判性地採取某些立场──都抛弃掉。

对当代艺术、前卫运动、美国后911文化有兴趣的话,不妨看看这书。

Typically we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avant-garde to be driven by two motives only: the transgression of a given order or the legislation of a new one. Yet if “there are no laws anymore” — and, again, this condition was and is far more common than we acknowledge — how is the avant garde to be defined? Not heroic, this avant-garde will not pretend that it can break absolutely with the old order or found a new one; rather it will seek to trace fractures that already exist within the given order, to pressure them further, to activate them somehow. Neither avant nor rear, this garde will assume a position of immanent critique, and often it will adopt a posture of mimetic exacerbation in doing so. If any avant-garde is relevant to our time, it is this one.

原文刊于作者Medium网页:

2017十本书(一)
2017十本书(二)
2017十本书(三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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